陶铸、曾志和女儿陶斯亮
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之我和我的父亲陶铸母亲曾志
作者：陶斯亮当代中国出版社
作者简介：陶斯亮，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，出生于陕西省延安。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年参加工作.，现任中国市长协会专职副会长兼女市长分会执行会长，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理事会副理事长，《中国市长》（中国市长协会会刊）主编。内容简介：
年，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所写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，以泣血的文字和深挚的情感，引起全国无数读者的共鸣，掀起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个高峰。35年过去，在父亲陶铸逝世近半个世纪，母亲曾志也已离世多年后，陶斯亮重拾情思，追忆双亲，带读者走进陶铸一家的亲情世界。
书摘正文（曾志回忆，陶斯亮撰文）
一年5月底，中央通知陶铸去北京开会。回来后，我发现他神情有些异样，总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问题，心情显得相当沉重。第二天午饭时，两人都默默地各吃各的饭，我等待着他将要说些什么。
毛泽东与陶铸、曾志合影
果然，沉思了一会儿后，他终于开口了："曾志，中央要调我去北京工作。"
我感到很意外，忙问："让你做什么？"
"中宣部长。"他回答。
我断然否决："你不合适，宣传部长要由理论、文化和文字水平都很高的同志来担任，你胜任不了。"
陶铸点点头，很认真地说："是呀，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与我不太适合。"
"那你就向中央辞掉。"
"不行，还要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，兼文办主任，辞是辞不掉的。为这事，我已经考虑了很久，也想得很多，不过中央既然已做决定，那就去吧！"
事已至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。"那你什么时候走？"
"把工作安顿交待一下，6月初就去，不过先要去湖南为韶山渠通水剪彩。"此后，我们再也没说什么，他整天忙忙碌碌，我患甲状腺机能亢进症，精神不好，也无心过问。再说，我们素来谈话简短，只说一些在生活上必须谈的话，谁都难得向对方谈及个人工作上的事情，尤其是他。6月1日，陶铸就一个人匆匆忙忙飞往北京去了。
我没跟去，这是我们的老习惯，无论他去哪里，我都不愿相随，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嘛！我们的女儿陶斯亮，此时正在上海军医大学等待毕业分配，在广州，就冷冷清清的剩下我一个人。到7月初的一天，我由于身体过于虚弱，突然休克，脉搏每分钟高达二三百次，连续20多天都发烧到摄氏38度。刚退烧，陶铸来电话，要我去北京养病。我想反正病后需要恢复，不如去他那里，虽然指望不上他的照顾，但两人相互间也总有个依靠。于是我向省委请假，省委批准我去北京休养三个月。9月10日那天，我撇下广州的空家，飞往北京。
下了飞机，出乎我的意料，陶铸居然亲自来机场迎接，这是我们结合30多年来破天荒第一次。这桩小小的插曲，仿佛揭开了我和陶铸从此患难与共的序幕。
以往北京的9月份，正是最明媚最舒适的季节，而此刻，一切美景全让红卫兵运动给取代了。他们成群结队地拥在大街上，搞"四大"，破"四旧"，揪"走资派"，斗"反动学术权威"；不仅触及人的皮肉，还要涤荡人的灵魂。我看着车外这种动乱景象，一股不安袭上心头：这场运动，究竟要搞成个什么样子？这是年萦绕在许多中国人心中的问号。
陶铸一直在注意地观看着车窗外的情景，很少吭声，一直到驰抵目的地时，他才告诉我他已搬出钓鱼台（即中央文革所在地），住进中南海杨尚昆同志的房子。尚昆同志调广东工作，家已搬走。对他的这次搬动，我当时并未在意，事后才明白，它的含意绝非寻常。
陶铸与曾志
陶铸情绪很好，他说："我现在在西楼食堂吃饭，一天两元钱标准，太贵了，你来了很好，我们可以自己开伙。"他这个人，只要有辣椒吃就高兴。
车开进中南海，拐进一条两边是高耸红墙的狭巷子里，在一座中式的大门旁停下。我迈进了新家。我颇有兴致地参观了一下房子。这所住宅，不算宽敞，但挺精巧。主房只有三间，中间大的一间被隔成两半，一半做客厅兼餐厅，另一半是书房，两侧各一间卧室。室内陈设简单，但很实用。因为我们没有把广州的家搬来，只随身带了几件行李，因此这个家缺少生活气息，倒像是宾馆。
房门前是一个小小的院子，栽着两棵海棠和几株桃花。再往前走几步，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长廊，因为迂曲回旋成"卍"字，因此得名为"卍"字廊。荷花池很大，长满了荷花和睡莲。那些红红白白的花儿开得婀娜多姿，十分可爱；茂密的荷叶，伸展着圆圆的叶片，遮得满池绿油油、碧森森的；挺拔的荷杆顶着一个个肥硕的莲蓬，在风中轻轻摇摆；周围的空气中，弥散着淡淡的清香……眼前的秋景美不胜收。我俩并肩观赏着，忘却了墙外那场席卷整个中国的大骚乱，获得了暂时的宁静及平和。陶铸说他正是为了这池荷花，才在偌大个中南海内，独独选中了这处僻静住宅的。
陶铸全家与朱德、康克清合影于广州
陶铸的办公室设在西楼。那里人来人往，电话铃响此起彼落，四名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。陶铸分工负责宣传文教和组织口，如：中宣部、组织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卫生部、体委、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出版局、广播事业局、哲学社会科学部等部门。当时正是红卫兵闹得最凶的时候，所有的机关都分裂成两派，大学生又插足进来"煽风点火"，因此，几乎各部党委都处于全瘫和半瘫状态。陶铸既要同各部委领导同志商量对策，又要与两派群众对话，还要接见分管系统内的大专院校红卫兵，向他们解释党对"文化大革命"的方针政策，还要当场解答红卫兵的质问。各省市自治区虽不属他分管范围，但那里的负责同志大多与他较熟，有些还是老朋友，他们绕过中央文革，也纷纷来电话反映当地炮轰、火烧"走资派"，揪斗干部群众，抢砸档案材料，以及互相打派仗的情况。此外，还要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、教师；要参加中央和中央文革召开的各种各样的会议；每隔几天，还要与总理一道向主席汇报（后来才知道，主席是分开听他们和江青、陈伯达的汇报的）。总之，"文化大革命"初期，中国的形势特点就是"天下大乱"，弄得陶铸纵然施展浑身解数也应接不暇。吃饭睡眠等一切正常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，钟表也变得毫无意义。他的精神状态，此时正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，好似一张拉到最大限度的满弓。
二陶铸与周恩来
大约年国庆节后，我发现陶铸的眼神，突然失去了往日的神采。每当他坐下歇息的时候，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划来划去，或者背着手，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，眼神阴郁，面色铁青。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，引起了我的得了白癜风好治疗吗白癜风医院海口哪家好
